-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话反映了古代百姓的什么遭遇
- 震惊清朝的甘肃卖官案件是怎么回事
- 围困时，被围个别人有没有钻出包围圈的可能
- 北宋名臣富弼在河朔救灾是否创造并规范了封建王朝应对天灾的基本模式
- 苏轼不仅诗书画全能，还为老百姓办过许多好事，你知道哪些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话反映了古代百姓的什么遭遇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话出自元代世人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我们先来解释下这句诗的意思：当国家强盛且安定的时候，统治阶级可能会去开疆扩土，大兴土木的去搞基础建设，受苦的是百姓啊。当国家政局混乱，宦官当政，民不聊生的时候，受罪的还是百姓啊。
这二句诗很好的反应了百姓在古代封建王朝所处的尴尬地位。它反应出百姓作为个体只能跟随统治者的意愿去生活，而不能靠着自己的奋斗去拥有一份安定幸福的生活。
古代从大秦王朝到最后的清朝，经历了许多代的封建王朝。当某些地方势力想要旧王朝，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武力夺取。既然要用武力去解决，那便避免不了打仗。要打仗肯定需要人手啊，这时候百姓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你平时在家干什么我不管，但是我需要人手去打仗，你就得跟着我去攻打敌人。有人可能会说，拉普通百姓上战场也没什么用啊。大家不妨这样去想，就算百姓不会打仗，但是只要拉的人足够多，队伍达到一定的规模，把他们放到战场上去历练，这就不用担心会不会打仗这个事情了，人的求生欲是很强的，每个人都想活着回来去跟家人团聚。所以当国家处在衰败的时期，这时候的老百姓无疑是最惨的一波人，他们没有钱也没有权利，只能被那些大军阀或者官方给支配，好一点的得胜归来，坏一点的便有可能一去不复返命丧黄泉。
谈完国家衰败，我们来讲国家兴盛的时候老百姓是如何受苦的。每一个统一天下的帝王都渴望留名青史，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被后人记住跟仰望呢？其中的一个好的方法便是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这种具有文化特征的东西。我们后世了解古代不仅是从史料中去了解，还需要从古代宫殿建筑去探索一个王朝的文化气质。修建一座大型建筑往往需要很多人力，老百姓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就算国家兴旺发达，百姓也不一定能够享乐，因为他们需要服徭役。古代封建王朝对百姓的剥削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在没有现代这种先进的施工设备的时候，一切都需要靠人力，可想而知老百姓平时生活有多苦。
震惊清朝的甘肃卖官案件是怎么回事
这场案件全名应该是甘肃捐监冒赈案，此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六年，是一起典型的甘肃全省性的塌集体贪污大案，翻开《清高宗实录》，晚年的乾隆每每提到此案，就是咬牙切齿的愤恨，多次提到此案乃是“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清高宗实录·一千一百四十七》：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
此案破获后，贪污两万两白银以上的官员被处斩高达56人，免死发遣者为46人，其余革职、病故、畏罪等又数十人，甘肃官场几乎为此案一扫而空，其规模非常让人惊叹。
在讲这个案子之前，先说一下“捐监”这个概念。所谓“捐监”，就是捐纳监生，在清朝前期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就是富裕人家的子弟向朝廷捐纳一定的钱粮，就可以获得监生的身份，可以送监读书，具有参加会试的资格。而通过捐监所得的粮食，对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是有一定帮助的。而具体到甘肃一省，本就地瘠民贫，而且经常发生自然灾害，本省粮食不够，常常需要朝廷买粮救急，这样就导致了清财政压力很大，于是乎曾经一度被废止的捐监又重新被提上了日程。
乾隆三十九三月，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全省仓储虽经发帑采买不能补足为理由，奏请在全省重开纳粟捐监之例，以本色（粮食或布这样的实物）充实当地的仓储，而收伫的粮食本该在甘肃发生灾害的时候赈济灾民之用。但是陕甘总督勒尔谨和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却瞒着清廷中央擅自改变规则，将征收本色改为征收折色（银两），以55两白银换一个监生名额，王亶望勾结兰州知府蒋全迪为各县谎报灾情，向中央虚报受灾程度，发放监生名额，而这些捐监银两则被省、府、县三级官员全部侵吞，然后向中央谎称已经全部用来赈灾。而王亶望由于“工作出色”，被清廷中央提拔为浙江巡抚，由宁夏道王廷赞接任为甘肃布政使，一开始王廷赞得知捐监违规之后，一度想奏报中央，但却禁不住诱惑，也被拉入了大军，七年之内甘肃全省1000余万两全部被贪污侵吞。
甘肃全省官员靠虚报灾情，骗取捐监折色的事居然干了7年之久，中央居然毫无察觉，显而易见该地官场早已经通体皆烂。直到乾隆四十六年，有两件事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怀疑和警觉，这场令人震惊的贪污大案才浮出水面。
首先、与王廷赞和王亶望的捐银有关。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省爆发了苏四十三回民起义，由于这次起义，陕甘总督勒尔谨由于处理不利被革职查办。这就让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很是紧张，慌张之下，就出了一个昏招，就是自认缴银4万两“以资兵饷”，这就让乾隆皇帝顿时心里有了一连串问号：这王廷赞一个布政使哪来这么多钱？家产为何这么富裕？怕不是和捐监有关吧？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三十一》：王廷赞仅任甘肃藩司，何以家计充裕？甘省地方本为瘠薄，而藩司何以佥称美缺？若云有营私贪黩之事，何以王廷赞在任多年并无名声不好之处？
又想起之前从甘肃调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出手阔绰，在浙江海塘案上捐银50万两，而当时王亶望在浙江任上未久，乾隆断定其巨大的财产数量一定是在甘肃所得，这是不是也与贪污捐监银两有关？
其次、与阿桂和和珅上奏的军情有关。如果上面这些只是乾隆皇帝的疑问，而阿桂和和珅上奏的军情则把甘肃官场欺上瞒下的事给坐实了。话说苏四十三回民起义如火如荼，乾隆焦急万分，让户部尚书和珅与大学士阿桂分道驰援，（注意是分道驰援，这很重要），两人在驰援过程中，将前方的军情汇报给乾隆皇帝，在阿桂与和珅的奏报中不约而同的说出了甘肃雨势很大，影响军事行动的事实，而在此前甘肃地方官一直奏报甘肃连年旱灾。这就与和珅、阿桂所奏的相矛盾，由此判断甘肃全省必然有贪污之实，“是以前所云常灾之言，全系谎捏”。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三十四》：昨和珅一入甘境，即遇阴雨，今阿桂折内又称，二十二日得有密雨四时，可见该省亦未竟少雨泽，人言俱未足信。
四十六年五月，乾隆皇帝谕钦差大学士阿桂、陕甘总督李侍尧严查甘肃捐监、散赈过程中有无情弊，这起大案才浮出水面。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等甘肃上下官员140多人陆续被革职拿问，令朝野震惊。
甘肃这起全省集体贪污案件集中反应了古代主义中央集权的局限性，根本原因在于，官员的选拔完全是由上一级决定，也就是说因此下级获得升迁或保位完全由上一级决定，而在古代封建社会，民众没有知情权，不可能了解官吏的执政情况，这样就使大行其道，下级向上级行贿也成为了必然选择，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系统。
而掌握着皇权的乾隆皇帝就是能够和官僚集团抗衡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古代封建王朝的吏治好坏与否和“明君圣主”的运作息息相关，而“明君圣主”的敌人就是岁月。冒赈案案发时乾隆皇帝已经是75岁高龄（在古代真能称的上高龄），其精力、反应力、聪明查察程度较年轻时已经大为衰退，处理国事已经是勉强支撑，国家治理上是较青年时大为逊色。加上其执政风格“从严变宽”，甚至在乾隆四十五年搞起了议罪银制度，这不就是身先士卒搞嘛！不仅如此，甚至在乾隆五十五年还对指出社会问题的尹壮图横加指责并治罪。改装《康熙王朝》的话来说就是：乾隆烂一点，大清烂一片。所以说乾隆晚期连发贪污大案就不足为奇了（除冒赈案外，还有福建盐规案、山东贪纵营私案）。
这起案件象征着康乾盛世的开始落幕，国家的行政和监察机器已经全面腐朽失效，终乾隆一世再无起色，给嘉道中衰埋下了伏笔。
引用文献：《清高宗实录》、《清史列传》
围困时，被围个别人有没有钻出包围圈的可能
黄维第12兵团在淮海战场的双堆集被全歼后，该兵团很快于1949年5月在江西重建，甚至连第18军和第10军的也得以恢复，重建的基础是什么呢？还不就是因为兵团副司令胡琏在从包围圈逃了出去，不仅如此，其实漏网之鱼还包括第18军第18师师长尹俊，以及第12兵团的3000多官兵，所以这不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
（刘峙剧照）
不妨细算一下，第12兵团从安徽蒙城向淮海战场开进时，共有官兵12万余人（欠一个师，也被歼灭），但是我中原野战军的战报显示，双堆集战役共俘虏第12兵团官兵46000余人、毙伤46000余人，起义5500余人、投诚3300余人，粗略计算消灭敌人的总数只有105000人。因此去掉失踪人员和存在的空额，确实有几千人漏网，这也是大兵团大地域作战中难免出现的情况。
1948年12月15日的夜里，中野和华野对双堆集的最后总攻已经开始，第12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胡琏、副司令兼第85军军长吴绍周分乘三辆坦克突围，最终黄维和吴绍周的坦克抛锚，被我军生俘，而胡琏则一路狂奔逃了出去，一直跑到仍然在蒋军控制下的河南信阳，转武汉回南京。在深夜里的黄淮大地上，再严密的包围圈也会有漏洞，何况要消灭的是整整10万大军。
至于第12兵团的几千漏网士兵，一部分是真的逃出去了，一部分是被俘后因为种种原因被我军释放的，因为参加解放军是自愿的，不愿意的基本发放路费回老家，其中少数思想顽固者，拿着路费仍然跑到江南，最后被蒋军收容。胡琏就是以这批官兵为基干，去江西南城组建了“第二编练司令部”，强征和补充大批新兵后，又拉起了两个军的建制，随后改编为新的第12兵团，这一回，狐狸倒是真当上了兵团司令。
我军发起渡江战役后，胡琏率部经赣南逃入广东潮汕地区，在此地再次大肆抓丁，使第12兵团扩充到40000余人，最终由海上撤出。期间第三野战军发起金厦战役，胡琏奉命率12兵团增援金门，才酿成了大祸，否则单凭金门岛上原有的李良荣第22兵团那点兵力，早就被三野28军全歼了。其中土木系老本的第18军建制恢复的非常彻底，连11师第31团、33团的这样的老都恢复了。
（黄维兵团剧照）
除此之外，在碾庄包围圈中，第七兵团第25军副军长杨廷宴也逃了出去，正是他埋的黄百韬尸体，也带出了黄百韬死前的“三不解”，至于怎么逃出去的到现在也没弄清楚。而在最后的陈官庄包围圈中，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第二兵团邱清泉毙命，但是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都逃出去了，从过程看，他们俩都是先被俘，然后在俘虏押送过程中趁乱溜掉，因为身份没有暴露。
孙元良后来去四川又重建第十六兵团，我军挺进大西南时该兵团在副司令的率领下起义，孙元良坐飞机逃掉了。李弥则奉命去云南重建第8军，这支部队还曾经反扑过昆明起义，最后在二野部队的追击下境外。所以这都说明，在广袤的战场上，个别人和部分人溜出包围圈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胡琏的脱逃，让三野指战员殊为遗憾。
（杜聿明剧照）
乃至于陈官庄包围圈里已经是重建过后的第74军，尽管军长邱维达被俘，但仍然有部分官兵逃脱，并于不久以后在浙江重建该军（第二次重建了），最后一任军长是时期第74军第58师的步兵指挥官劳冠英（黄埔五期）。他后来因为作战不力遭到扣押审判，在其报告中可窥第74军重建情况的一二：
“原七十四军徐蚌会战后，职在元月二十日奉命恢复，于四月二十九日仅发到步枪二千三百一十枝，美式自动步枪二百一十枝，连原有步枪不足三千枝，步枪每枝配弹一百发，自动步枪一百六十发，以当时官兵人数配携，尚有徒手兵甚多，何有多余武器抛弃”？注意看：尚有徒手兵甚多，说明第74军在淮海战场上也是溜掉一批人的。
（胡琏剧照）
北宋名臣富弼在河朔救灾是否创造并规范了封建王朝应对天灾的基本模式
富弼在知青州期间，兼任京东路安抚使。在河朔发大水后，瘟疫蔓延，百姓开始前往河东逃荒到富弼辖区。
富弼开始接纳流民，进行救灾，共救活流民五十余万人，招募流民为兵今晚人。这次救灾的成功，富弼受到宋仁宗的嘉奖。
在富弼之前的救灾模式是采用集中收拢流民的，这样就存在三个困难：一是集中安置导致疫病防控更不上，增加了瘟疫蔓延的速度；二是粮食供给跟不上，即使集中施粥也供应困难；三是集中安置，导致地方困难，造成灾民发生踩踏事件。
富弼河朔救灾创造了后世救灾的样板，改变了之前救灾模式存在的短板。
富弼的救灾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 ①物资保障方面。
主要表现在粮食方面，富弼在拿出府库中粮食同时，向民间征集粮食，这样就保障了粮食的供给；其次富弼开放山泽森林池塘，鼓励流民自食其力。
- ②流民安置方面。
富弼采用官府和民间两种，共准备房屋十余万间，将流民进行相当分散安置，然后官府供给日常生活必需品（柴水等）。
- ③人员组织方面。
富弼对官吏中前资、待缺、寄居的都发放俸禄，让其在老百姓聚集的地方，负责发放粮食，进行赈灾；事后根据功劳，进行上奏请求赏赐，可以说是火线任用官员。
- ④疫病防控方面。
对于去世的灾民，富弼采用集中安葬的；通过挖大坑进行合葬，这样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疫病的蔓延。
- ⑤灾后安置方面。
灾后第二年，随着麦子等粮食的成熟，灾情度过；富弼将流民按照家乡远近供给粮食，进行遣返，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灾后生产。
富弼，字彦国，洛阳人。北宋名臣，历侍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两度为相。
仁宗时期，富弼曾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共同主持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被外放郓州、青州等地。河朔救灾就是富弼在青州时期的事迹。
英宗时期，富弼被启用为枢密使，之后以“足疾”被解职，进封英国公。
神宗时期，富弼再度为相（枢密使），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再次被外放亳州；后以司空、韩国公致仕。元丰六年，因病去世，享年八十，累赠太师，追谥文忠。
哲宗时期，富弼配享神宗太庙，为昭勋阁二十四工程之一；哲宗亲自为富弼撰写碑首为“显忠尚德”四字。
苏轼不仅诗书画全能，还为老百姓办过许多好事，你知道哪些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称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四川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中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进士，曾在风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职。因乌台诗案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社部尚书。出任颖州，扬州，密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后大赦北上逝于途中常州，追赠太师，谥号文忠。在杭州期间赈灾，百姓缺粮，上奏朝廷，救济百姓，度过灾情。办医院，防瘟疫流行。五水共治，防止海潮进入运河，修长墙。治理西湖，养鱼蓄水，灌溉助行，酿酒等。在大堤植芙蓉扬柳。使西湖换然一新。为我们今天的西湖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