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三杰的来历
为了找到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方法，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三人踏上了远赴日本的求学之路。彼时的他们或许没有想到，此次归来，他们已经焕然一新。
世界战争史上有哪些“起到决定作用”的女性
1937年的淞沪会战，打到9月份时的局面已非常不利，近70万大军拥挤在地域狭窄的上海及周边，在日寇优势的陆海空火力杀伤下损失惨重，战场主动权实际已经易手。高层具备战略眼光的将领不断提出及时撤出，退至吴福线国防工事凭险再战，多次否决了这个动议，终至局面不可收拾。作战命令自然是下达的，然而事情的关键却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根据时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张发奎上将回忆，淞沪会战后期10月份的某一天，在松江的一节车厢里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白崇禧、顾祝同、陈诚、薛岳、罗卓英等大员，以及黄埔一期的领兵将领俞济时、胡宗南、宋希濂、孙元良、王敬久全部参加，列席的还有财政部长宋子文，这几乎是决定会战走向的一次会议。
作为两个重要的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和薛岳一致认为应该把部队撤下来，有序退至早已修建完成的国防工事一线，既缩短了战线宽度利于防守，也让日本海军的舰炮失去作用，同时还可以将一些伤亡过大的军、师转移至二线进行整补，可谓一举三得。其中顶在闸北一线的第88师孙元良情绪最为激烈，言及他的部队实在打不了了，车厢里一时嘈杂起来，就在这时，宋美龄出现了。
张发奎在回忆录里写道，他清晰的记得这位“第一夫人”穿着毛皮大衣，虽然名义上也是来列席军事会议，但仍然作了重要发言，要求前线将领们多守几天，以便有时间取得国际支持和援助，她主要指的是美英等国，考虑到宋家和美英的特殊关系，张发奎的回忆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而第36师师长宋希濂的回忆是，宋美玲讲完，只有陈诚等少数几人附议，大多数将领用沉默来表示反对，最终一锤定音：上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要命的是，在这次车箱会议之前，已经作出了交替掩护撤出淞沪战场的命令，尽管只传达到了部分部队，现在又宣布撤销命令要求各部队坚守原阵地，朝令夕改使得前线守军一度出现混乱，士气也大受影响。
并且淞沪战场已经成了绞肉机，为了补充正面防线的兵力，不得不抽调原本用于警戒杭州湾的部队，到11月初，从杭州湾北岸到乍浦几十公里的防线上，仅剩下第62师的两个连、炮兵一连和少量保安队。而日军为了打破僵局包抄侧后，已经秘密组建了柳川平助中将的第十军，10月底在海上完成部队集结。
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6、第18、第114三个精锐师团和第5师团的国琦支队共计12万人，在海军的掩护下突然在金山卫及其太仓等地登陆，轻松击溃守军后向阵线侧后迂回，行进间粉碎了前来增援的吴克仁第67军（吴军长战死）。同时，日军“上海派遣军”的六个师团开始强渡苏州河，与登陆日军形成合围之势，几十万顿时陷入巨大危险之中。
见大势已去，遂于11月8日晚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由于命令仓促和指挥失控，以及道路拥挤不堪，70万人的大撤退演变成大溃退，兵力兵器损失极为严重，不仅无法在吴浦线国防工事立足和组织防御，在日军的追击下干脆一路溃往南京。根据何应钦的战后汇总，战役期间伤亡18万余人，而溃退途中的损失却高达10万，血战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就以这样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虽然不能把淞沪会战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宋美龄，但在抗战爆发之初总是幻想西方干涉的思想，确实受宋氏兄妹影响极大，直接导致战役决心一变再变（张治中的最初攻击也曾经被叫停），使不能完全根据战争法则自主的灵活作战，造成了战役的失败和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